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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些券商分析员的香艳八卦,开篇就是“这是一个名利场”,猎奇的快感之后,仔细想一想,还真是如此。
 
在股票连续上涨的时候,各路股神纷纷现身,为众生指点财富迷津。分析员更是激扬文字,点石成金,甚至产生了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豪情和气概。
 
风水轮回,转到股票持续下跌的时候,股神纷纷开始冬眠,分析员也不复对股价的影响力.但财经评论员却正是横刀立马、建功立业的好时候。最有效的策略当然是批评政府,抨击监管当局,呼吁国家队救市,要求停发新股等。这可以收获许多的掌声与喝彩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监管机构迫于市场压力做出妥协,或者市场由于未知的原因而“涨声响起来”,那必可声名远播,甚至是勒石记功,书之丹青。
 
对于年轻的A股而言,二十多年以来,多少次牛熊轮回,这样的游戏交替上演,尽管故事的主角不停地更换,但内容梗概却是大体不变的。这样看来,A股的确是个名利场。
 
斩名缰、断利索恐怕是少数文人的梦呓,毕竟名,我所欲也,利,亦我所欲也,这似乎是普遍的人性,尽管不能说是伟光正地高尚。
 
但浮华落尽,名利之外,我们似乎还应该检讨一些措施的成本与收益,来推动讨论的深入。
 
在历史上,A股新股发行的收放是一个常被使用的救市政策。近来随着市场的连续下跌,要求暂停新股发行的声音再次高涨,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停发新股的逻辑是相当直观的:随着股票市场筹码供应的减少,资金不再分流,市场将很快止跌企稳。
 
尽管这一想法简单而美妙,但从历史的数据看,新股发行与指数涨跌明显正相关。对于坚持此说的人而言,这是一个相当不利的证据。
 
原因当然很复杂,例如货币紧缩、企业盈利恶化、技术创新停顿,乃至估值过高都会造成资金离场,这并非停发新股可以扭转。大多数人似乎都会同意这些想法,即新股发行并非市场牛熊的主要原因。
 
尽管缺乏扎实的证据,但是完全从逻辑上看,停发新股是否可以减缓资金离场,从而多少缓解市场下跌呢?这恐怕也是有疑问的。原因在于:
 
首先,股票发行是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制度,频繁地进行政策收放反映了政府存在很强的机会主义倾向,这使得市场无法形成长期和稳定的关于制度方面的预期,从而推高了市场的风险溢价,造成长线资金的离场;这同时助长了短期投机性的交易倾向,从而造成价格扭曲和资源错配。
 
其次,新股发行为市场带来了多样的标的,丰富了上市公司的类型;在经济转型时期,这更会及时地将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成长机会导入到二级市场,这都有助于吸引新增资金的介入。同时,公司的多样性提升了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从而改善了市场的流动性,这都有助于降低市场的风险溢价和交易成本,吸引新增资金的流入。
 
再次,一旦新股停发,恢复发行将是一个困难的政治决定。一方面政府要确认市场已经稳定下来,并具有足够的所谓承接力,这在技术上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对新股恢复发行的猜测会反复困扰市场,形成许多噪音。最后的结果通常是,当市场已经明显转入强势时,新股发行才得以恢复,这会导致新股以更高的价格发行,从长期来看提升了二级市场获利的难度,从而不利于长线资金的流入。
 
最后,熊市通常出现在资金紧缩和经济困难的时期,这时候实体经济迫切需要长线的资金来实现增长和转型。停发新股无疑会阻碍和放缓经济企稳和转型的过程。从而不利于改善市场对基本面的预期,这也会导致资金的进一步离场。
 
因此,从经验上看,停发新股可以救市的证据并不清晰;从理论上看,停发新股可以救市的逻辑也存在许多明显的漏洞。特别是考虑到制度上的机会主义倾向具有长期明显的危害,停发新股的做法是很不可取的。
 
应该承认,A股目前是一个散户主导的、羊群效应很强的市场;在股指连续下跌,散户普遍亏损,网上叫骂不绝的环境下,不管能否成功,政府都存在很大的政治压力去维稳市场,高谈阔论地讲原则摆道理是没有用处的,建设性的做法应该是选择成本最小的手段去干预市场。
 
频繁地修改基础性的制度,长期的成本必然很高。从台湾的情况看,更可行的、成本更低的做法似乎是明确地建立市场稳定基金,通过直接的买卖和口头干预来改善市场的情绪和羊群效应,这既减轻了政治压力,也有助于稳定市场。台湾的同行说,其国安基金历史上的干预行为从未产生亏损,这也许与当地市场很强的羊群效应有关,无疑是值得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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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善文

高善文

299篇文章 53秒前更新

先后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曾任光大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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