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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善文:时光的刻痕

按语: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金融40人论坛组织“四十人看四十年”的系列活动,进行纪念。应其约请,并在编辑人员的反复催促下,我撰写此文,作为相关纪念书稿的一个部分。
 
四十年以前,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掀开了中国现代历史波澜壮阔的新篇章,推动中国向着民富国强的目标大步前行,在规模和深度上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崭新的奇迹。
 
作为在改革开放年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有幸目睹、见证、并深深地受益于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本文主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在记忆的长河中选取了几个印象深刻的片段,试图记述在一个平凡而卑微的生命中,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沧桑巨变,并借此表达对小平同志由衷的敬仰和深深的思念。
 
一、生产队的记忆
 
夜已经很深了,屋外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吹落了院里树上残存的几片树叶。四周静悄悄的,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狗叫,更增添了夜的静谧。
 
母亲从织布机上走下来,伸了个懒腰,吹灭窗台上的油灯,打算休息。
 
这时,院门处传来几声轻响,伴着低声的呼叫,“睡了吗?我想借你们家点东西,有急用”。
 
母亲侧耳静听,分辨出是邻居家要借东西。“这深更半夜的,要借什么呢?难不成家里孩子病了?可我们家也不是药铺子呀?”,母亲心里琢磨着,一边起身去开门。
 
一进院门,邻居低声而急促地说,“今天晚上生产队要组织挨家挨户搜家,检查是否有私藏队里棉花的情况,你们要小心呀”。说完,他转身出门,又去通知别的邻居了。
 
原来,这段时间生产队里组织采摘棉花,但许多的棉苞还没有绽开。由于寒冬将至,地温很低,棉花早已停止生长,只好将棉苞整个摘下,然后分给每家每户。
 
每户的任务是,用手把棉苞拨开,把其中的带籽的棉花扒出来,再全部上交给生产队。
 
由于缺吃少穿,一些人会私藏扒出来的棉花,其中的棉籽可以用来榨油,棉花可以自己纺花、织布,做成衣服穿。
 
为了打击这种行为,生产队的做法是深夜组织突袭搜家。
 
邻居走后,母亲睡意全无,重新点亮油灯,坐在织布机上,一边织布、一边等待,一边想着家里的生计。
 
果然,到了后半夜,村里的狗叫声由远及近,越来越多,越来越响亮。紧接着,街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着咳嗽声和偶尔的低声交谈。没多久,院门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象擂鼓一样。
 
院门刚开,马上涌进来一群壮汉。这些人二话不说,打着手电筒,就着月光,开始翻箱倒柜地检查,家里的面缸、麦瓮、衣柜、藤筐、被子里都一一查到,有的甚至要下到地窖里看一看。
 
正在熟睡的我被吓醒,裹着被子蜷缩在墙角惊恐地看着这一切。这时的我,只是一个5岁左右,刚开始模糊记事的小童。
 
这是1970年代中期,在中国北方农村一个普通的冬天的夜晚。也许后来的中央领导这时正在酝酿着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但童年的我只模糊地记得,广播里到处在宣传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而父母却在愁眉紧锁地盘算着日常的生计:眼看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孩子们的冬衣还没有着落;家里的存粮,到来年开春就支撑不下去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孩子们吃什么呢?
 
多年以来,围绕计划经济的争论时而沉渣浮起,但这段童年的经历始终告诉我,至少在摘棉花这件事情上,计划经济是不靠谱的。
 
二、北大往事
 
1988年的北京大学,刚刚在这年五四的时候隆重纪念了建校九十周年。作为“戊戌变法”的产物,北大师生总是对现实政治怀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并常以“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来自诩。
 
这年秋天,我完成高中学业,进入北大,开始了此后七年在燕园的学习生活。当时的北大校园,多少还散落着一些校庆的气氛,《精神的魅力》作为杰出校友纪念校庆的一本文集,几乎是人手一本。
 
但一进北大,给我冲击最大的并非这些。我最深刻和最新鲜的感受是,北大像个自由市场。
 
只是在这个市场上自由叫卖的并非文具,而是各种闻所未闻的新思想。在名目繁多的各类讲座、沙龙和聚会上,社会名流纷纷登场,宣讲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各种思考,或者自己的学术主张。学生则可以自由出入、甚至打断演讲人,提问交流。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阶梯教室被围得水泄不通,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讲台两边也都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学生,手里都拿着笔记本。演讲者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眉飞色舞,时而用力地挥动双手,来强调自己的观点。讲到精彩处,教室里自发地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和叫好声。偶尔有学生起身提问诘难,观点犀利,见人所未见,周围的人则会报以钦佩的眼神和热烈的鼓掌,连演讲者也会连连赞叹“好问题、好问题”。
 
我清楚地记得,我参加的第一场讲座是方励之教授的《物理学与美》。当时他由于一些政治事件刚被处理。北大居然请他来举办讲座,我深感惊讶,折服于学校环境的宽松。方教授结合物理学的发展史,从思想方法的角度介绍了物理学理论内在的和谐、对称与美,给我这个物理学科的新生以巨大、深刻而长久的思想震撼和启迪。
 
当时在北大校园里传播、争论、并相互激荡的许多新思想其实是舶来品,但也有不少是本土学者的一些学术思考。
 
对于刚经历了长期思想禁锢的许多人而言,对于刚在高中阶段被灌输了不少意识形态教条的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激动人心。这好比在一所长期不通风的房间里,突然打开了窗户,新鲜的空气涌进来,终于可以自由地大口呼吸,不由感觉神清气爽、精神为之一振。
 
高中的政治课,我们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学习了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自以为利刃在手,应有尽有,可以无往而不胜,可以犀利地批判其他经济和社会学说的虚伪和欺骗,可以深刻地揭穿西方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真实面目。
 
但是,面对各种竞争性学说的宣讲和介绍,我似乎完全没有招架之力,深感困惑和迷茫。在那时的我看来,不少新鲜的学说具有严密的逻辑推演、扎实的经验证据、深刻的思辩拷问,完全不是自说自话的说教,非常有说服力。这使我开始认识到,具有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能力,而不是寻章摘句地死记硬背是多么重要和稀缺的能力。
 
高考前夕,我曾经在报考北大,还是北大的隔壁校之间颇为纠结。后来听人说北大思想自由、环境宽松,便选择了北大。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我有两大雅好:一是喜欢凑热闹(属于看热闹不嫌乱子大的类型),二是好为人师(属于不懂装懂的类型)。
 
进入北大不久,就发现这所学校的气质与我十分契合,两大雅好同时得到了很好的满足,深感当时报志愿的选择是正确的。
 
尽管当时在北大,各类思想宣讲呈现百家争鸣之势,但大多数演讲和争论还是围绕中国经济改革展开的,这也是当时报纸和社会上最热门的讨论话题。1978年北大学生冲出校园,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1984年国庆游行,北大学生在通过天安门城楼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这些往事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尽管高中阶段曾经着迷物理学,进入北大的专业是无线电电子学,也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但进入北大不久我就认识到,经济学可真不错,又热闹时髦,从之者众;又可以冒充国师,指点江山,十分合我的胃口,于是暗下决心要去经济学院读研究生。
 
我找到一位北大经济学院的学长寻求帮助。他给了我几本书,开列了一个书单,还嘱咐了一些要点。实际上,他的书单主要是美国大学经济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教材,不少都是原版书目。他嘱咐的要点是,书中有感兴趣或弄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查阅和钻研一下相关英文文献。
 
当时,在大多数中国大学经济专业,《资本论》仍然是最主要的教材,西方经济学是作为思想史用来批判的,但北大已经引入美国原版教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这种开放的态度让我受益良多。
 
几年以后,我进入北大国民经济管理系(现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三、葵花宝典
 
1989年以后,由于一些政治事件的影响,学校的气氛开始变得压抑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变成为主要的官定议题,经济改革等其他社会话题难以公开讨论,大家公开说话也都比较小心,担心留下什么把柄。许多情况和话题只能在小范围内议论几句。
 
1992年春节过后,从南方回校的同学开始提到小平南巡的消息,但细节很模糊,我们也是将信将疑,甚至担心这又是境外敌对势力的阴谋和谣言。
 
大约5、6月份的时候,系里突然通知召开全体大会,传达重要讲话。大家多少能够猜到要传达的内容,纷纷赶往指定的会场。屋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大家都不说话,屏声静气,等待会议开始。往常的会议,之前大家多少会相互打招呼、交头接耳,会前总是一片嗡嗡的声音,但这次的气氛显然不同。
 
系里的领导开始宣读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要点,会场时而响起热烈的掌声。当读到小平同志说,“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时,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向窗外望去,视野中一片模糊,情不自禁的泪水早已浸透了双眼。
 
这之后,许多同学都去了深圳。
 
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厉以宁教授担任学院掌门人。由于他长期倡导股份制改革,并带领几位研究生学长牵头起草中国第一部《证券法》,再加上当时股票市场在初创阶段,交易活跃,波动巨大,投机成风,同学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都很关心股票市场的情况。
 
有天深夜,我正在宿舍上铺熟睡,突然一声巨响,紧接着,听到下铺兄弟声如洪钟的断喝:“写得好呀!”。
 
我心中一惊,深更半夜的,这家伙大呼小叫,是个什么情况?
 
我揉了揉惺忪的双眼,探头向床下望去,见他正在挑灯夜读。刚才他读到精彩处,心生共鸣,情不自禁,不由一掌击在墙上,大声喝彩。原来,那声巨响,是他演习“降龙十八掌”产生的。
 
我寻迹望去,在书的封面上依稀看到了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葵花宝典”。
 
我凛然起身,世上竟然真有这等奇书?这可要借过来好好研读一番,实在不行就巧取豪夺。
 
我眯起双眼,瞧个仔细。书的题目赫然是:“炒股三十六招”。原来刚才是看花了眼。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位同学甫一毕业就投身证券市场,迄今成为中国股票市场少见的常青树,声名远播。
 
而我当时正着迷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效率市场假说,折服于其简洁、精巧、深刻的经济思想,以至于迄今进入股票市场有年,却仍然是深山探宝,空手而归。
 
四、上海滩
 
四月的北京乍暖还寒。中南海的宫墙外,玉兰花已经凋谢;昆玉河畔,柳树刚刚抽出新芽,在春风中摇曳起舞。
 
夜晚时分,华灯初上,薄暮下的长安街气度恢弘,庄严大气。
 
我与朋友漫步在复兴门的桥头,无心欣赏身边的美景,内心充满彷徨和纠结。
 
这是2003年的暮春,“非典”的阴影还没有散去,而我则站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一个选项是远赴美国,再念一个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当时的我已经拿到一些录取通知书,并开始办理留学签证。
 
一个选项是在国内谋一份差事,薪水优厚一些,还有一些成长空间。
 
麻烦在于,在国内谋份差事何其不易,所谓成长空间更是一片朦胧;而留学生涯的未来路径明确清晰,容易预测。
 
陪同我散步的是多年的同窗好友,当年正是他的指点使得我顺利转入经济系课读研究生。
 
这时,他正在力劝我加入光大证券,从事经济数据的分析工作。新上任的光大证券总裁决心加大投入,全力转型和发展卖方研究业务;而好友则受命主理此事。
 
我此前曾经在政府机构工作数年,从事公文运转,对证券公司十分陌生,也弄不懂卖方业务到底是做什么?证券公司去分析经济数据有什么价值?心中难免惶恐忐忑。
 
好友尖锐地指出,你已经三十出头,如果远赴美国,到四十多岁才能够安定下来,大好年华,皓首穷经,十分不值。即使四十多岁在美国谋到一份差事,薪水难言丰厚,这期间还要生孩子、置产业,经济必不宽裕。而国内证券市场则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总之,他痛陈留学之非,极言在国之是,剖析利害,鞭辟入里,直似苏秦重生,张仪再世。
 
就这样,尽管家里人坚决反对,我也颇有疑虑,但几个月后,我还是撕掉了美国留学的签证,一咬牙、一跺脚,转身去了上海滩。
 
光大证券的研究所当时设立在上海浦东张杨路上一个居民楼里,属于这所建筑的底层商铺。这个底商本来的设计是要建一个超市,由于无人承租,一楼变成一家川菜馆,二楼则成为我们的办公场所。每天中午以后,办公室便飘来菜馆炒菜的香气,和着川菜独有的麻辣味;偶尔有老鼠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又飞快地溜走了。
 
这年的证券公司经营极度困难。有同事含着泪说,基层营业部的员工,一个月八百块的工资都已经发不出来了。在居民楼里,与川菜馆一起办公,重要的原因是租金便宜。想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言,我的心中开始惴惴不安。
 
会议室里灯火通明,烟雾燎烧,大约已经是凌晨两三点的样子了,我们刚讨论完一个演示文稿,处理好最后几个数据,开始吐着烟圈,随口议论卖方业务的模式和公司的未来发展。
 
好友大手一挥,说,我们今年的分仓业务收入刚起步,差不多500万左右,几年以后,我们的业务收入会达到3000万以上。到那时候,大家的个人年收入,将足以俾睨美国的普通中产阶级。
 
会议室里传出轻快的欢笑声。不是期盼,而是大家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公司已经快无米下锅了,能否撑到那时候都还难说呢;再说,从哪里能弄到那么多钱呢?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几年以后,我们的分仓业务收入已经数以亿计。
 
五、江湖之远
 
在美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在政府宏观经济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投资银行(在中国称作证券公司)经济学家对经济数据的分析、以及对市场的解读,对政府判断局势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中国的情况显非如此。
 
当年一些朋友听说我去证券公司作分析师、炒股票,感觉十分惋惜:干点什么正经事儿不好呢?非要去搞投机生意!再说,原来在政府的工作又体面、又高大上,怎么说丢就丢了呢?
 
在上海期间,有次打电话到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自我介绍后,客气地询问对方主要负责哪个领域的工作,接电话的人员不屑地说:“我的工作就是管你们这些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还有一次,应邀参加一个私募基金的午餐会,我的角色是介绍一些经济方面的判断。我站起身来,刚说明身份,就被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位科长打断:“这些事情你们不懂的。我的分析刚上报给人民银行总行,得到了总行货币政策司的肯定。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当时的状况:2003年的时候,中国证券业的研究业务刚开始蹒跚起步,没有人认为证券公司能够拿出严肃的、具有启发性的宏观研究报告。
 
2018年5月31日上午,成都洲际酒店的大宴会厅座无虚席,过道和后排还站着许多人,听众十分安静,神情投入而专注。
 
受现场气氛的感染,站在讲台上的我变得十分放松,脱离既定的演示文稿,开始谈起一段时间以来,郁积在胸中的、对当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观察、思考和批判。由于事前没有准备,随口议论,有些言辞颇为尖锐,忘记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台下的摄像机正在进行网络图文直播;二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即时文稿的整理和传播是以分钟来计量的。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演讲立即在网络上疯传,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第二天,广州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即以头版社论的形式发表评论,指名道姓、单刀直入地指责我在成都的演讲是“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一些网络评论员也认为我是“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试图干扰和阻挠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
 
作为证券公司的经济分析人员,在媒体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这与15年前相比,无疑是云泥之判。
 
一些很长时间不联系的人也打来电话,嘘寒问暖的同时,旁敲侧击地询问:目前有没有压力?人身是否安全?上下班有人跟随陪同吗?还能够自由活动吗?
 
实际上,这次演讲的题目倒是事前经过仔细的斟酌和精心的选择,用的是故宫保和殿后边的匾额,“允执厥中”,想借此表达的意思是:政策要做好搭配平衡,财政、货币、监管等各司其职,协调有序,不要单兵突进,不要走极端。由于“允执厥中”这个词语出自《尚书》,艰涩难解,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后来听人说,这篇成都演讲似乎确实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并引发一些官员的巨大愤怒。
 
值得注意的是,几个星期以后,其他一些学者和退任官员开始加入公开批评当前政策的行列,成都的演讲开始显得不那么突兀和孤单。
 
6月下旬以后,金融市场的许多领域都开始出现明显的压力,我在成都担心的一些情况开始显现。
 
7月中下旬,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出现全面调整和修正,此前的批评和争论基本平息下来。
 
差不多一千年以前,范仲淹勉励士大夫要“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证券公司的研究人员从事的是商业工作,以赚钱为己任,处于江湖之远;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没有超越个人利益的高尚追求,没有维护公众利益的庙堂之忧。
 
像在美国发生的那样,证券公司研究人员的经济分析和市场解读,也许正在成为中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过程中,值得参考的意见和想法。这一相对于15年前的显著变化,生动地折射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中国资本市场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四十年以前,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无与伦比的远见卓识,掉转了中国历史巨轮的航向,由此创造了前所未见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这一伟大转折必将彪炳史册。作为这一历史巨变中的一粒尘埃,我的经历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希望它向一滴水珠一样,能够折射出太阳耀眼璀璨的光芒,是为记。
 
2018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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