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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经济

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刘易斯拐点问题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在新一轮人口普查数据陆续公布之后,这一问题再度升温。作者通过对粮食市场的研究,对比花生、小麦、玉米、谷子等农产品的广谱价格变化,并仔细研究横断面的特征和历史表现,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推断,得出了中国经济大约在2007年前后走过了刘易斯拐点的结论;并指出伴随这一转折的发生,经济在通货膨胀、总量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层面都在承受一系列的压力。相关文章全文如下:

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经济

 

高善文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大约在2007年前后走过了刘易斯拐点;伴随这一转折的发生,经济在通货膨胀、总量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层面都在承受一系列的压力。

食品价格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裂口和潜在增速的快速下降是其在总量层面的主要影响;在结构层面上,我们将会看到农产品价格的趋势性上升,大众消费和服务的兴起,机器对劳动力的广泛替代和熟练劳动力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替代。

一、中国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了吗?

关于中国是否走过刘易斯拐点的问题存在很多争议,最大的原因是数据的处理和证据的收集存在技术上的困难。为了应对这样的局面,我们处理了一些独特的数据。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些证据进行讨论。

 

(一)不同农产品的横截面数据表明,农产品价格涨幅与劳动力密集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暗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过去几年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驱动力量

图1是不同种类农产品的散点图,其横轴是不同农作物由它们各自的生产技术所决定的劳动力占生产成本的比例,它度量了不同作物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密集程度。越向右边,农作物的劳动力的密集程度就越大。例如,为了生产给定的产量,最右侧的谷子、花生和油菜籽对劳动力的消耗密度要比小麦和粳稻大得多。

 

 这个图的纵轴是2000年到2007年,不同种类农作物在7年时间里价格的累计涨幅。我们使用长时间序列的价格累积涨幅,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剔除农产品自身周期的短期波动影响。例如洪涝灾害、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国际粮食市场的波动等等,这些因素在短期之内对粮食价格形成过程都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如果我们用较长时间的累积涨幅,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消除掉。

在这个散点图上我们能明显的看到一个向上倾斜的直线,即它们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简单的相关系数超过0.7,拟合优度等统计指标也在非常高的水平上。

这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经济上只有一种解读方式,就是:在过去这几年,导致农产品价格此起彼伏连续上升的关键因素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其其一些因素,比如洪涝灾害,农产品周期,美元汇率等因素去解释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变化,在横断面数据上都不可能得到粮食价格涨幅与劳动力密集程度呈现如此强的相关关系。

这样的结果说明:尽管短期灾害性因素在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年时间来看,对农产品价格可能有明显的影响,但在比较长的时间上来看,影响农产品价格的主导性因素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二)通过估算农民机会成本可以得到中国劳动力供应曲线,暗示中国经济大约在2007年前后走过刘易斯拐点

在中国现有的统计体系中,关于劳动工资的统计数据,实际上主要只覆盖城镇居民,甚至只覆盖国有和大型企业。保姆和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的变动情况,在现有的宏观总量统计体系之中是找不到可靠数据的。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劳动力成本是如何变化的呢?

在谈论具体的估算之前,我们先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在现代天文学研究中,以现在的知识我们知道:包括地球、太阳之类的可见物质占到宇宙全部质量的3%,剩下的97%是由暗物质和暗能量组成的。暗物质是看不到的,那么该如何研究它呢?

一个重要的方法是研究暗物质的重力场效应。因为如果暗物质是存在的并且有质量,这就会对途经它附近区域的光线产生重力场效应。通过重力场效应我们可以反推出暗物质的存在,并且可以计算出它的质量。

同样的,我们在宏观总量层面上无法知道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多少,但是既然它是存在并且是变化的,那么它一定会产生一些效应。我们认为这个效应首先会非常强地在农产品领域显示出来。在前一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低端劳动力工资在农产品横断面上的影响,而在时间序列上,这样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农作物价格的时间序列,以及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技术条件所决定的生产函数,比如土地、化肥、种子的投入等费用,倒推出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所获得的收入。

图2就是我们的估算结果,它计算了一个标准的农民工在农业活动中每工作一个劳动日回报的现金价值,所以是农业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边际产出。

但是从工业部门的角度看问题,这样一个农业的边际产出是什么呢?

实际上,使用一些简单并且合理的假设,经过一定的思想上的变化和简单的数学处理,我们可以把这张图线性地变换为工业部门的低端劳动力供应曲线。

简单来说,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就是工业部门所面对的低端劳动力的供应曲线。

以此为基础,我们容易看到,从1990年-2004年,特别是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边际产出几乎是水平的。但是进入2004-2005年以后,这个水平线开始转化成为一个向上倾斜并且非常陡峭的曲线。

在劳动力供应曲线中,在左侧很长部分几乎是一段水平线,但走过拐点以后是向上倾斜的。这种供应曲线就是刘易斯1954年所假设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供应曲线,其陡峭部分与最低生活水平支出相对应的交点可以理解为刘易斯拐点。

当然,有人可能会争议说,2004、2005年的上升是经济周期性的因素所决定的,这有可能。但自那以来的持续上升显然超越了周期因素的解释能力,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大约在2007年前后。

刘易斯理论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结果,是因为在劳动力供应曲线的左侧部分,农业劳动力的定价方式不是根据古典经济学中边际产出的效率原则来定价的,而是根据维持必要的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收入水平来决定的。

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的条件下,边际劳动力维持最低生活所需要的收入水平要明显高于其在农业生产中的边际产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通过家族内部和社区之间的相互支持。

这样的定价方式什么时候能够被放弃呢?随着剩余的劳动力大量向城市部门转移,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上升,当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高于其维持生计所需要的水平的时候,这种定价方式就被放弃,并转化为效率定价,这样的转折点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或者叫“刘易斯第一拐点”。

需要说明的是,在严密的刘易斯理论描述下的劳动力供应曲线,实际上不是我们现在画的水平线,而是比这个更高一点的水平。比这个水平更高一点的水平代表了在农村生活的时候,为了维持基本的生计其所需要的收入水平。但是这个水平的右侧,一定会和图中向上的曲线交叉,这个交叉点就是严密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

(三)我们的估算合理么?国家统计局农调队草根层面的调研数据与我们估算的农民机会成本是比较一致的

那么,我们的估算是否合理呢?接下来我们会用一些草根层面的数据(表1)去说明劳动力机会成本估算(图2)的合理性。

在2009年,农民工一天的收入水平大约在55元附近,按照每个月25个工作日来计算,收入水平就在1400元附近。在2009年3季度,国家统计局的农调队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对农民工收入的调查结果是1389块钱,在东部沿海是1450元。这样一个草根层面上所调查出的数据与我们根据粮食价格所倒推出来的数据是相当接近的。

1:中国外出务工人员工资的变化(月平均工资,元)

 

2003

2004

200610

20093季度

年平均增速

东部

760

798

1090

1455

11.4%

中部

570

724

880

1389

16.0%

西部

560

701

835

1382

16.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注: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入户调查数据

 

我们还可以观察1992年的水平,在当时农民工每工作一天,大概是在5块钱左右,那么其每个月收入水平大概在100到125块钱。在整个1990年代来看,一个农民工在沿海地区打工,其收入应该不低于一个月300块钱。但是其在农业生产中实际上每个月不超过150块钱,其所获得的工资水平明显高出其在农业工作中的边际产出,这其中有城市和沿海地区生活成本更高,以及远离家乡的原因,但其生活所需水平高于其农业边际产出,可能是更基本的原因,这一点同刘易斯理论的基本假定是吻合的。

从我们以上讨论来看,大约可以认定在2007年前后,中国的劳动力供应曲线开始变得向上倾斜,并且穿过了农民工为了维持必要生计所需要的一个工资水平,农民工工资定价方式由生存需要所决定转化成为由边际产出效率所决定。

在经过刘易斯拐点后的一段时间里,农民工的工资会快速上升,变得越来越高,最终与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出拉平,并随后维持与工业生产效率增速相当的上涨趋势。这个曲线最近的斜率代表农民工工资近年的涨速,从结果看这个涨速在过去3-4年中是接近20%的,这与农调队的数据结果是很接近的。

城市的熟练劳动力和一般居民在这一时期的工资涨速可能不超过13%。所以在过去几年,相对城市的熟练劳动力来说,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差距在动态的意义上已经开始下降。

(四)最近几年时间里,中国的CPI和CPI—食品的裂口持续加大,在宏观总量层面暗示中国走过刘易斯拐点的时间可能在2007年前后;这与我们此前的估算也是一致的

我们首先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我们把一个农户看成一个企业,那么这个企业对外提供的产出就是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其投入品一方面是自身劳动力,另外一方面是大量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我们知道农业是开放和充分竞争的,这意味着在长时间序列上,农业生产很难获得超额利润,只有平均利润。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做出的另外一个预测是:在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相对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的平均涨幅与农业生产资料的平均涨幅是一样的;否则农业生产就会获得超额利润。

但是如果农民工的工资开始快速上升,那么农产品价格的涨幅就会系统地快于生产资料价格的涨幅。这一裂口是为了补偿越来越昂贵的农民工工资。

 

从这一思想实验出发,我们来进一步处理相关数据,把一般消费物价和当中的食品分别处理为定基数,设定1993年的各项数据都为100,结果见图3。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93年到2003年这10年的时间里CPI、CPI食品的波动虽然在短期来讲并不相近,但在1993年到2003年这10年的时间里,CPI和CPI-食品的累计涨幅是一样的。这清楚地暗示在那十年时间里边,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实际上是没有明显上升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03年以后,这两个序列开始产生一个裂口,并且这一裂口总体来讲是越来越大。对2003年到2006年的裂口来讲,可能有人会争议说这不见得是刘易斯拐点,这完全可能是经济周期性因素所决定的,就像在1995年前后,我们也曾见到一个裂口一样。

但是在2006年以后,我们看到这个裂口进一步拉到非常大的一个水平,并且迄今为止这一裂口还在扩大。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把2006年以后的数据完全解释成为周期性因素,在总量层面上可能不是那样有说服力。很可能的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这个裂口的存在和扩大暗示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

站在这个角度去解读,我们所看到的刘易斯拐点的时间和它在食品价格上的表现与此前在其他领域的证据是高度接近的。

以上几个层面是迄今为止,我们从不同的侧面对中国数据的处理。,就像去计算重力场效应一样。我们去计算“农民工工资上升”这样一种暗物质,它在经济,在CPI、CPI食品,粮食价格的横断面上等角度所产生的重力场效应,我们会发现使用不同的数据来源所计算出来的数据是高度接近的。无论是这一转折点的时间,还是工资水平的涨速都是高度接近的。从这些综合性的证据出发,我们认为可以做出一个具有结论意义的判断:中国在2007年前后已经走过了刘易斯拐点。

二、国际经验比较

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中,一般性的看法是,刘易斯理论能很好地解释东亚经济体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的现象。我们计算了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数据,以便了解在其走过刘易斯拐点时候的表现。

 

(一)日本案例

绝大多数的学者和企业界都同意日本是在1960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拐点。在经济经过刘易斯拐点以后,价格层面上非常重要的现象是食品价格快速上升。但是工业品的价格并没有这么大的压力,我们应该看到CPI比PPI更高。

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在60年代(图4),日本一般消费物价的平均涨速在5-6%,但是生产资料的平均涨速只有1%多。通货膨胀裂口的幅度有四个百分点以上,并且持续的时间长达10年。在1960以前和1972年之后的数据之中我们都看不到这么明显的物价裂口。即使在部分其他时段存在,其原因也主要不是食品价格的快速上升,而是来源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裂口幅度也小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日本开始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高速的经济增长成果被越来越多的蓝领劳动力和普通老百姓所分享。

我们举这个计划想说明的是,如果1960年前后日本没有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经济经过刘易斯拐点这一转折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也能取得类似的效果。

 

(二)台湾和韩国案例

检查台湾和韩国的数据,也容易发现经过刘易斯拐点的时候,食品价格相对工业品的价格涨得更快,并且这一时间持续接近10年。

韩国(图5)从1983年一直到1994年这十年时间里边,CPI和PPI的物价裂口一直存在。而在此前和此后这一缺口并不明显。

台湾食品和批发物价之中的这一裂口(图6),也是发生在1985年前后一直到1994年前后,持续接近10年的时间。

如果国际数据的这些结论对中国有一些借鉴意义的话,我们想说的是,如果认为中国在2007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拐点,那么其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对食品通货膨胀的影响,对价格裂口的影响应该不会在今年结束,看起来这一影响还会持续三五年的时间。

 

(三)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拐点

如果把中国的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的年龄结构与日本1960年代和韩国、台湾地区在1980年代的情况相比,我们会发现,在经过刘易斯拐点的时候,我们会面临一个相当不利的事实,就是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的拐点在时间上相隔非常近。

我们2007年刚刚走过刘易斯拐点,2012年以后中国青壮年劳动力的供应就将进入负增长,日本1960年经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的转折要到1980年代;韩国和台湾的人口红利转折的拐点和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在距离上也要开阔的多。这个表明什么呢?

这一不同表明,如果继续维持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现在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尽管过去几年低端农民工工资的年均涨速是20%,未来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下降,工资增速还可能更快,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还有可能更快。

如果这种变化叠加了经济的周期性因素,那么在未来经济周期的景气扩张阶段,工资的涨速和通货膨胀水平将显著超过我们目前可以想象的水平。

三、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的深远影响

经济体走过刘易斯拐点后,其在总量经济增长层面,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层面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总量层面的影响:经济潜在增速面临拐点

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输出劳动力能力的下降,再叠加上青壮年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下降,意味着中国经济可维持的潜在增长速度的拐点,可能已经不遥远了,如果迄今还没有出现的话。

日本在1970年前后刘易斯拐点所实现的转折过程彻底完成,伴随着经济平均增长速度的台阶式下降,其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从1960年代接近10%的水平下降到1970年代不到5%的水平;在台湾地区走过刘易斯拐点以后,它的平均增长速度也从1980年代接近10%的水平下降到5%以下的水平,这其中经济的成熟和劳动力供应的限制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由于未来中国青壮年劳动力供应数量的下降速度会更快,从这个意义上,即使中国现在的潜在增长速度还没有开始下降,这一下降的拐点出现也不会很遥远。

我们担心,这一下降过程可能伴随着周期性因素导致的通货膨胀水平的急速上升,以及短期内经济的剧烈调整。

 

(二)刘易斯拐点对经济结构层面的影响

在讨论完总量层面的数据之后,接下来我们会讨论这一转折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影响。当然这一影响目前市场的讨论也比较充分,但是放在刚才我们所讨论的背景下对它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可能仍然是有意义的。

我们认为这一转折对中国经济结构至少会有以下四个层面的影响:

1、农产品价格的上升趋势远未结束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的过程还没有结束,也许还可以会再维持三五年的时间,那么在趋势上中国农产品的价格,包括粮食、肉禽、蔬菜、水果等产品价格的上升趋势就还没有结束。

我们相信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农产品的价格不仅会继续上升,其速率也会比较快。尽管这种上升需要叠加农产品自身的周期,短期的天气因素、政府调控等影响,但是在方向上,农产品价格长期趋势性上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越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其价格涨幅一般会越大。

当然,我们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加快技术进步来缓解这一不利趋势,但在很多领域,技术进步的上升速度难以完全覆盖工资的上升速度。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在水稻、小麦等生产过程之中,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机器对劳动力的广泛替代,但是这仍未能根本性地改变粮价上升的趋势。

迄今为止,在横断面上我们所研究过的农产品之中,只有一种农产品我们认为发生了比较大的技术进步;因为它虽然同样是劳动力密集型,但是其价格在10年的时间里涨幅很小,这种农产品就是西瓜。但从大量的案例来看,由于技术进步导致价格平稳的例子比较少见。

 

2、大众消费和服务的兴起

我们知道在中国全部的适龄劳动人口之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占总量的80%,这意味着他们是中国劳动力的主体。这一群体目前每年工资的涨幅接近20%,这对于收入结构和消费的影响应该是可以想象的。

实际上,最近几年的总量消费数据,跟正常的周期因素所决定的消费相比,惊人地强劲,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此很困惑。目前我们对此的解释,是这可能与刘易斯拐点有关。

 

3、机器替代非熟练劳动力的浪潮

伴随着劳动力的短缺,用机器去替代非熟练劳动力的浪潮会越来越显著。比如说在流水线上,随着工人工资的上升,用自动化设备去替代劳动力,这在长期内是一个明显的趋势。

这意味着中国机械化程度的上升,意味着人均资本占有量的进一步上升,意味着中国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资本密集程度的显著上升。这样的一个变化,对中期之内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会产生明显影响。

虽然迄今为止,我们目前只能在草根层面可以看到一些端倪,这一变化在行业和公司层面的数据上还没有看到非常广泛的证据。但我们认为,伴随着未来劳动力工资非常快速的上升,这一趋势是很确定的。

 

4、熟练劳动力替代非熟练劳动力的趋势

在非熟练劳动力人均工资接近20%增速的情况下,城市熟练劳动力工资增速平均可能不会超过13%的水平。这意味着在机器替代人力浪潮的同时,另外一个浪潮是用熟练劳动去替代非熟练劳动。熟练劳动需求的上升,可能暗示着经济技术复杂程度的快速上升,以及在复杂制成品领域广泛的进口替代。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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