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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能周期理论之二中，我们基于一些简单的假设，提出了国际收支变化视角下经济的总供求平衡分析框架。接下来，我们以过去的经验数据为基础，对这一框架的解释和预测能力进行一些基本的验证。本文分析2005-2007年的案例。

一、总供应释放带来了产出增长与贸易盈余扩张

这表明将中国经济处理为一个开放经济体来分析问题，至少对于过去十年的情况而言，大致是可以接受的。

在小国经济的假设下，本国可贸易部门供求变化对全球PPI影响有限，因此，可贸易部门的价格水平可以被认为是外生的。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逐步扩大，中国供求的变化在为数众多的领域正在对全球价格水平产生明显影响。因此，现实的中国经济实际上介于小国模型与大国模型之间的某个状态，小国模型的分析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极限情形。

中国的贸易盈余在2004年4季度以后的三年内持续扩张，到2007年，年度贸易盈余占名义GDP的比例超过7%，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图2）。

基于国际收支变化的总供求分析框架（图3），我们很容易得出，一国贸易盈余的扩张有三种可能的冲击：海外需求的扩张（或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国内总供应的释放和国内总需求的收缩。

显然，尽管贸易盈余的波动反映着经济领域的重要冲击和变化，但仅仅依靠单一的贸易盈余指标无法有效识别冲击的来源，还必须结合国内两部门产出和价格、全球工业部门产出和价格等指标综合判断。

那么我们如何识别是否由于国内总需求的收缩导致了贸易盈余的扩张呢？我们知道，在国内总需求收缩的背景下，尽管可贸易部门的产出水平是稳定的，但由于不可贸易部门总需求曲线的左移，带来该部门产出的下降，从而最终国内总产出水平应该是下降的。

但是，2005-07年期间，我国总产出增速不断攀升，并在2007年创下了199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图4），这清楚地表明，国内总需求的收缩不可能是此期间贸易盈余扩张的主要原因。

海外需求的扩张或人民币汇率的贬值，会不会是这段时间推动贸易盈余上升的主要力量呢？如果以OECD工业产出来代表全球工业部门总产出，容易看到，2005-07年期间，全球工业产出增长水平大体稳定，并未出现持续加速（图5）。从价格情况看，同期全球工业品价格增速出现小幅下降，也不倾向于支持全球工业产出显著扩张的推断（图1）。

海外需求变化还可能通过贸易条件的改善扩张贸易盈余（这也可以解读为某种形式的供应冲击）。然而，图2中进一步报告了剔除进出口价格指数变化影响的贸易盈余占比变化情况，它清楚地显示，在2005-2007年期间（实际上还包括2002-2004年）中国的贸易条件实际上是在恶化的，其主要原因应该是相对制成品而言，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

在图2中，这具体表现为：在剔除进出口价格指数的影响后，贸易盈余的相对占比实际上更高了，这显示这段时期贸易条件的变化倾向于降低、而非扩张贸易盈余。这一结果进一步排除了海外需求成为主要影响的可能性。

从汇率层面看，2005-07年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稳中有升（图6），应该不存在明显的人民币汇率贬值导致出口竞争力显著提升的情况。

因此，解释2005-07年期间贸易盈余的显著扩张，看起来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总供应曲线的扩张（右移）。

一般地，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产出变化在供应和需求之间做出区分，通过观察海外价格和贸易条件的变化在外部和内部影响因素之间做出区分，从而逐步推定贸易盈余变化背后的主要影响因素。

理论上，如果锁定国内情况进行观察，为了区分内外因素的影响，例如搞清楚2005-07年期间，到底是海外需求扩张、还是中国供应释放在起主导作用，那么国内经济的判决性指标应该是不可贸易部门的价格：

如果海外需求扩张，无论是通过间接的需求拉动，还是直接的成本推升，国内不可贸易部门的价格都会上升；如果国内供应能力扩张，那么不可贸易部门价格将会下降。这两种情况在不可贸易部门价格变化中的表现是相反的。

从经验证据的角度看问题，用第三产业的情况来代替不可贸易部门是一个很便利的选择。这一做法的瑕疵是：对于第三产业的部分子行业，例如教育、医疗、政府服务、餐饮、百货零售等来说，资本存量对其供给能力形成有效约束的假设可能存在疑问，更现实的约束也许来自劳动力市场；此外对于金融和房地产行业而言，资本存量约束的有效性同样存在疑问，同时行业变化对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更加敏感，例如降息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另外一种做法是集中考虑工业领域下游行业的情况，这时资本约束的有效性可以维持，同时下游工业行业更加接近消费品领域，其产品标准化程度低，对于渠道依赖较多，相对中上游行业更加不可贸易。

在操作中，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同时考察三个有关国内情况的指标，分别是第三产业价格缩减指数、剔除金融地产以后的第三产业价格缩减指数（见图7）和下游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见图8和图9）。

从下游工业企业的销售利润率看，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其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这可能反映了行业资本深化的过程，即单位产出需要使用更多的资本来完成。一个相关的证据是从行业的横断面来看，利润率提高越显著的行业，其资本密度的提高也更大（图10）。

如果剔除这样的趋势，容易看到在2005-2007年期间，下游行业的利润率受到明显抑制，这与供应能力扩张的预期是一致的。

从第三产业价格缩减指数（剔除前后相似）的情况看，2005年该指数下降，也与供应能力扩张的预期是一致的。

困难在于，2006年第三产业价格指数开始小幅上升，并在2007年转为大幅度上升，剔除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影响以后，06年延续向下趋势，但07年的情况依然如此，这实际上形成了2007年2季度起通货膨胀大幅度上升的重要背景，也与供应能力扩张的预期是背离的。

从同期国际需求和价格以及下游行业利润率的情况看，我们怀疑2006-2007年第三产业价格指数的数据可能更多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特别是制造业供应能力的扩张促进了就业的扩大和劳动力工资的上升，再加上这前后经济经过刘易斯拐点的影响，城乡劳动力工资加速上升可能导致了这一时期第三产业价格缩减指数的显著上升。

类似地，如果进一步假定国内供应扩张的原因是资本形成的加速，那么判决性的指标还包括产能利用率，特别是不可贸易部门的产能利用率。在操作中困难在于普遍和可靠的产能利用率数据很难获取，仅可以考虑一些重要行业，例如电力设备利用小时的情况作为旁证，但其宏观上的代表性可能是存有疑问的。（图8）

二、资本存量的扩大是总供应扩张的主要来源

如果说迄今为止我们可以大体断定2005-07年期间影响经济的主要冲击是总供应的扩张，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弄清楚这到底是来自资本存量的增长，还是劳动供应意愿的上升？需要弄清楚在多大程度上这可能来自技术进步的加速？

在资本和劳动之间进行区分是相对容易的：如果资本存量的有效扩大是主要的原因，那么在劳动力市场将会出现就业扩大与工资加速上升并存的局面；如果劳动力供应意愿上升是主要的，那么将出现就业扩大与工资减速并存的局面。

中国的总量统计就业数据可能存在很多不足，但如果我们认可其揭示的趋势，而非看重数据所显示的水平和规模的话，容易看到在2005-2007年期间城镇就业人数确实在加速上升（图9），同时登记失业率连续下降（图10）。

同期的工资数据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观察，即城镇平均工资增速（图11）和CPI家庭加工维修服务（图12，我们认为它隐含了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趋势）。

容易看到在2005-2007年期间工资收入确实在加速增长，这既排除了劳动供应意愿上升的影响，也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时期第三产业价格缩减指数不跌反涨的事实。

劳动力供应量与平均工资水平的同时上升表明，劳动力供应意愿的上升，不是05-07年总供应扩张的主要原因。

技术进步方面的情况更复杂一些，部分的原因在于它难以内生地解释，甚至无法准确地测量。许多对技术进步的测度实际上把它作为一个残差项，认为它是无法用资本和人力来解释的剩余的经济增长，这使得测量结果比较依赖对生产函数和资本存量等因素的某些具体设定。

例如人们可以方便地假设去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以计入今年的资本存量（剔除一些折旧和价格因素后），从而展开计算，但在技术和经济的意义上，是否所有的投资项目都可以在开工一年以后形成有效的生产能力是存在疑问的，例如核电站的建设、高速铁路的建设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完工。

如果我们专注于经济的长期趋势，这样的简化也许不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专注于中短期的经济波动，这样的简化对供应能力的计量、以及技术进步的测度可能都会出现较大的偏差。

因此，如果技术因素在短期内的变化显著影响着经济的总供应，我们在识别和测量方面确实存在很大的困难，无法确定地排除其影响，更不用说有些技术进步是偏向资本的，有些偏向劳动，有些则可能是要素中性的。

然而，我们仍然怀疑2005-2007年期间，技术加速进步的因素即使存在，也不大可能是主导性的，关键的证据在于：就像我们以后即将讨论的那样，从历史数据看，总供应能力的扩张总是发生在总需求快速扩张（这通常由投资扩张来主导）一段时期之后，并且总需求的扩张和收缩、以及总供应的扩张和收缩总是有节律地交替出现，呈现比较明显的周期性。我们并没有确切的理由相信技术进步应该遵循这样的模式，实际上更合理的预期是，技术冲击的发生具有随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