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国经济是否经过刘易斯拐点？对此市场和学界有不少争论。问题的核心在于直接的证据比较难以获得。我们构造了多层面的证据，认为中国大约在2006-2007年前后已经走过了刘易斯拐点，这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经济是否经过了刘易斯拐点？

高善文[1]  尤宏业[2]

2011年8月31日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回顾了刘易斯拐点的概念，然后从理论上寻找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的判别方法。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正如暗物质一样，直接处理这个问题非常困难，比如我们很难观察到劳动力供应曲线的变化；我们缺乏工资和就业宏观层面可靠的统计数据；总量层面的供需估计也需要太多的假设。但我们可以观察刘易斯拐点的“重力场效应”，即推断和观察其在农产品和低端服务业价格以及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等领域产生的显著和独特的影响，从而间接但相对可靠地进行识别。

我们所推断和处理的独特证据包括：CPI食品与CPI以及二三产业GDP缩减指数之间的裂口、蔬菜价格中轴的抬升以及乡城蔬菜价格同比增速差、粮食价格与粮食种植物质费用之间的裂口、中药材中成药以及低端服务业价格的上涨、粮食种植机会成本的上升、不同劳动密集度农产品价格涨幅的差异、乡城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同比差等。

从这些多角度证据的情况看，我们认为中国大约在2006-2007年前后已经走过了刘易斯拐点，低端劳动力的短缺正在成为常态，这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一、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在1954年的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3]。

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区分为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现代部门以制造业为代表，传统部门以农业为代表。

制造业部门存在持续的技术进步，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资本存量是其唯一的约束，利润是资本积累的最重要来源。企业家们将他们获得的大部分利润用于储蓄和投资，使得整个制造业部门不断壮大。

农业部门是一个维持自身生存需要的部门，生产方式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技术进步停滞。整个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包括零值劳动力（边际产出为零的那部分劳动力）和不充分就业劳动力（边际产出大于零但是小于最低生存费用的那部分劳动力），依靠家庭和社区互助，勉强维持生计。剩余劳动力成为制造业部门扩张所需的“劳动力储存库”。

在农业部门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的情况下，农业部门的低收入决定了制造业部门的低工资，一方面使得工业部门总是可以按照不变的工资水平雇到所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供给无限；另一方面保证了企业家的利润份额以及整个制造业部门的扩张。

当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充分吸纳的时候，劳动力在农业上的边际产出开始高于其维持生计的水平，此时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由水平变为向右上方倾斜，工资水平开始随着就业扩张而快速上涨。这一转折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4]

二、刘易斯拐点的判别

刘易斯拐点的定义是劳动力供给曲线由水平变为倾斜的点。但在实际中，我们很难直接测定劳动力供应曲线的形态，所以一般采取一些间接的办法，有从总量供需的角度推测，有从劳动力工资水平和边际生产率的变化入手。

（一）从总量供需的角度推测刘易斯拐点需要太多的假定

农业部课题组[5]和社科院课题组[6]分别在2000年和2007年利用劳动力供求数据估算过中国的过剩劳动力状况。

农业部课题组（2000）具体的估算方法是，供给层面，根据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全国城乡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然后假定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模式，估算出城乡劳动力供给的变化。需求层面，使用劳动力合理负担耕地方法，计算种植业所需劳动人口。

按照该研究的结果可以估算，到“十一五”期末，也就是2010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量将减少到1.54亿至1.59亿之间。

社科院课题组（2007）的预测方法大致相同。研究结果认为，“十一五”期间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会逆转。“农村不再像许多学者所想象的那样，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有着严重的就业不足问题。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个城乡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开始出现。”

从两个课题组的估算方法来看，想要得到具体的供需缺口，需要太多的假设条件，得出的结果，也因此总是让人难以信服。

（二）我们缺乏可靠的低端劳动者工资收入数据

在中国现有的统计体系中，关于劳动工资的统计数据，实际上主要只覆盖城镇居民，甚至只覆盖国有和大型企业。保姆和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的变动情况，在现有的宏观总量统计体系之中是找不到可靠数据的。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全国就业人员合计7.75亿，但统计在内的在岗职工数量仅为1.15亿人。而国家统计局估计的2009年农民工总量为2.30亿人[7]，占总就业人口的约30%。从各种抽样和估算的劳动力教育程度来看，中国大部分的劳动力为低端劳动力，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占总量接近80%[8]。如果没有宏观的数据，如何能从总量层面判断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呢？

（三）农产品以及低端服务业价格数据、消费数据可以作为判定刘易斯拐点的证据

在谈论具体的估算之前，我们先打个比喻。在现代天文学研究中，以现在的知识我们知道：包括地球、太阳之类的可见物质占到宇宙全部质量的3%，剩下的97%是由暗物质和暗能量组成的。暗物质是看不到的，那么该如何研究它呢？

一个重要的方法是研究暗物质的重力场效应。因为如果暗物质是存在的并且有质量，这就会对途经它附近区域的光线产生重力场效应。通过重力场效应我们可以反推出暗物质的存在，并且可以计算出它的质量。

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正如暗物质一样。我们很难观察到劳动力供应曲线的变化；我们缺乏工资和就业宏观层面可靠的统计数据；总量层面的供需估计也需要太多的假设。总之，直接处理这个问题非常困难。但我们可以观察刘易斯拐点的“重力场效应”，即推断和观察其在农产品和低端服务业价格以及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等领域产生的显著和独特的影响，从而间接但相对可靠地进行识别。

其实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理论的时候，就指出观察刘易斯拐点非常重要的指标是农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

我们知道，工业部门生产的大多都是可贸易品，特点是技术进步速度较快，有较多的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像沿海地区的工厂在人力成本快速上涨的压力下，会选择使用更多的机械来替代人力。比如原来洗车使用的是工人，现在可能利用机械进行全自动化洗车。虽然工人工资快速上升，但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较快，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并没有过快地上升，价格相对稳定。

对于技术进步速度较慢的农产品[9]和一些服务业而言，工资快速上涨意味着成本节节走高，产品价格相对工业品明显上升。比如蔬菜种植，很难大量使用机械播种收割来节省人力；再比如理发，很难有方法明显地节省人工。所以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更高，对应的蔬菜水果和服务业的价格更贵，但工业品价格和发展中国家差不太多。

所以，在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快速上涨的冲击下，由于有较快的技术进步，工业品的价格压力可能不大。但技术进步较慢、低端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农产品将出现剧烈的价格上涨。农产品和一些非贸易部门价格的快速上涨，系统性地推高了整体的CPI中轴水平，并使之与PPI之间产生明显裂口。

同理，不同类别的农产品，由于种植技术的原因，其劳动力密度并不相同。由于从长期来看，种植农产品是没有超额利润的，这意味着随着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快速上升，劳动力密度越大的农产品，其长期价格累计涨幅也会更大；作为对比，在刘易斯拐点之前，由于低端劳动力工资大体不变，劳动力密度与农产品长期价格涨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联系。

类似地，由于蔬菜的种植比其贩运过程更加劳动力密集，所以在经过刘易斯拐点时，农村地区的蔬菜价格相对涨幅会更大；而在此之前这种区分并不明显。

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从大体不变转向快速上升，意味着其消费开支的增速也会经历同样显著的转折。考虑到乡村和县城的人口中，低端劳动力的相对占比更大，这暗示在经济经过刘易斯拐点的时候，乡村和县城等区域将经历更为显著的消费加速，而大中城市消费增速的趋势变化会更温和。

基于这些对刘易斯拐点独特“重力场”效应的推断，我们系统梳理了中国经济的相关证据，这些不同来源的证据都一致和清晰无误地显示，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刘易斯拐点。

三、事实与证据

（一）CPI食品与CPI以及二三产业GDP缩减指数之间的裂口

我们首先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我们把一个农户看成一个企业，那么这个企业对外提供的产出就是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其投入品一方面是自身劳动力，另外一方面是大量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我们知道农业是开放和充分竞争的，这意味着在长时间序列上，农业生产很难获得超额利润，只有平均利润。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做出的另外一个预测是：在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相对不变（即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大致稳定）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的平均涨幅与农业生产资料的平均涨幅是一样的；否则农业生产就会获得超额利润。

但是如果农民工的工资开始快速上升，那么农产品价格的涨幅就会系统地快于生产资料价格的涨幅。这一裂口是为了补偿越来越昂贵的农民工工资。

从这一思想实验出发，我们来进一步处理相关数据，把CPI-食品、CPI以及二三产业GDP缩减指数分别处理为定基数，设定1993年的各项数据都为100。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93年到2003年这10年的时间里，CPI、CPI食品的波动虽然在短期来讲并不相近，但十年时间里的累计涨幅是一样的，CPI-食品与二三产业GDP缩减指数的差距也并不大。这暗示在那十年时间里边，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实际上是没有明显上升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03年以后，无论CPI-食品与CPI，还是CPI-食品与二三产业GDP缩减指数，都开始产生裂口，并且这一裂口总体来讲越来越大。对2003年到2006年的裂口来讲，可能有人会争议说这不见得是刘易斯拐点，这完全可能是经济周期性因素所决定的，就像在1995年前后，我们也曾见到一个裂口一样。

但是在2006、2007年以后，我们看到这个裂口进一步拉到非常大的一个水平，并且迄今为止这一裂口还在扩大。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把2006年以后的数据完全解释成为周期性因素，在总量层面上可能不是那样有说服力。很可能的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这个裂口的存在和扩大暗示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

（二）蔬菜价格中轴的抬升以及乡城蔬菜价格同比增速差

新鲜蔬菜很少有国际贸易，而且不易保存，生产周期短（一般为3-6个月）。所以，除去短期的雨雪和冷热天气的影响，蔬菜价格能较好地反应其成本趋势。

我们观察CPI鲜菜的两年复合同比增长率，采用复合增长能相对有效地剔除一些短期冲击。

   从2002年-2007年的5年时间，蔬菜价格的复合年增长率的中轴大概在5%左右的水平，而在2008年之后的三年半时间里，蔬菜价格增速的中轴从5%逐渐抬升至15%左右的水平，显示出明显的趋势。

   长达两年半的价格增速的中轴抬升，很难用超额利润或者短期的天气因素去解释。2008年存在大宗商品冲击，但是在此之后，蔬菜种植的物质费用成本有明显的下跌，直到现在部分可能还没有回到2008年的最高点，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蔬菜价格的中轴有明显的下降，这也告诉我们，大宗商品的冲击并非导致蔬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那么，排除了这些可能因素之后，是否就能够认为必然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了蔬菜价格波动中轴的抬升呢？显然不能够。

   比如有人提出，菜价的上涨是因为流通环节成本的高企，因为高速公路乱收费、菜场的摊位费以及超市的进场费等等。这样的提问是有价值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验证？

   为了验证菜价上涨是因为生产成本还是流通成本，我们比对了农村与城市蔬菜价格同比增速的差。

   我们知道，城市蔬菜零售价格除了包含农民出售的生产价格以外，还包括交通运输成本、菜市场租金成本，以及中间商的利润等等。如果是因为流通成本主要导致了蔬菜价格的上涨，那我们将看到城市蔬菜价格的上涨比农村更快；而如果是生产成本主要导致了蔬菜价格的上涨，我们会看到相反的结果。

   结果如何呢？在2007年之前，农村蔬菜价格的涨幅相较于城市有高有低，但平均来看在零附近，暗示着农村和城市菜价的涨速是一致的；但是2007年之后，农村菜价涨幅系统性地高于城市大概平均2-3个百分点。

   农村蔬菜价格同比增速连续四五年高于城市增速，暗示着蔬菜价格的快速上涨更多地来自生产者价格的上涨，而非中间流通成本的上升。

（三）粮食价格与粮食种植物质费用之间的裂口

   食品、蔬菜价格与其物质费用成本的长期背离，最重要原因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的大幅提升。这从粮食价格以及粮食种植成本的定基数也可以看到。

    粮食单价从1990-2008年间上涨了211%，而单位产量的物质成本只上涨了164%。2004年-2008年期间，虽然伴随着大宗商品的冲击，农药、化肥和汽油价格全面上涨，但物质费用的涨幅系统性地慢于粮食价格的上涨。

   同样的，这种长期裂口增大，很难认为是粮食种植的利润率短期景气加剧造成的，也很难认为是短期的天气冲击造成的。如果考虑到2004年之前有农业税，而2004年之后相关补贴的增加，农产品价格的大涨显得更为奇怪。

   所以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本质上是由于另一块成本——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

（四）中药材中成药价格以及低端服务业价格的上涨

   自2006年下半年以后，医疗保健用品价格同比增速波动的中轴也经历了剧烈的抬升，其中主导性的力量来自中药材和中成药。在中药材的种植过程中，大规模的机械化操作、除草剂和化肥的使用都是相对困难的，因此，相比来看，中药的劳动力密集程度比粮食要大得多。中药价格普遍和快速地上涨，暗示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

    一些低端服务业的价格数据也能说明问题。CPI里的家庭服务及加工维修主要包括家政保姆、蓝领维修工人等低端劳动力服务。它的走势能代表低端劳动力的价格方向。图6显示，这个指标在2004年以后出现拐点。之前的走势和整体物价水平一致，显示低端劳动力的回报相对于物价并没有显著地上升。而在2004、2005年之后，这一指标开始系统性超越CPI，暗示低端劳动力价格开始迅速攀升。

（五）粮食种植的机会成本变迁：低端劳动力工资快速上升在农产品价格时间序列上的体现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农作物价格的时间序列，以及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技术条件所决定的生产函数，比如土地、化肥、种子的投入等费用，倒推出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所获得的收入。

    我们计算了（基于小麦、大米和玉米）一个标准的农民工在农业活动中每工作一个劳动日回报的现金价值，所以是农业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边际产出[10]。

    从工业部门的角度看问题，这样一个农业的边际产出有什么启示呢？

    实际上，使用一些简单并且合理的假设[11]，经过一定的思想上的变化和简单的数学处理，我们可以把这张图线性地变换为工业部门的低端劳动力供应曲线。或者简单来看，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可以直接近似为工业部门所面对的低端劳动力的供应曲线。

以此为基础，我们容易看到，从1990年-2004年，特别是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边际产出几乎是水平的。但是进入2004－2005年以后，这个水平线开始转化成为一个向上倾斜并且非常陡峭的曲线。

    这种劳动力供应曲线与刘易斯理论模型是一致的。曲线陡峭部分与水平部分的交点就是刘易斯拐点。

   当然，有人可能会争议说，2004、2005年的上升是经济周期性的因素所决定的，这有可能。但自那以来的持续上升显然超越了周期因素的解释能力，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大约在2007年前后。

   需要说明的是，在严密的刘易斯理论描述下的劳动力供应曲线，实际上不是我们现在画的曲线，而是应该处在更高一点的水平。其中原因包括城市更高的生活费用、背井离乡的成本，包括对农民接受工业部门规律工作状态的补偿。据测算，这样一种收入差距大约在30%-50%。但无论如何，在曲线水平部分的右侧，一定会和曲线向上的部分交叉，这个交叉点对应的就是刘易斯拐点。

   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估算合理不合理？我们可以拿它同国家统计局农调队调查的外出务工人员工资作比较。

   在2009年，农民工一天的产出或者说收入水平大约在55元附近，按照每个月25个工作日来计算，收入水平就在1400元附近。在2009年3季度，国家统计局的农调队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对农民工收入的调查结果是1389块钱，在东部沿海是1450元。这样一个草根层面上所调查出的数据与我们根据粮食价格所倒推出来的数据是相当接近的。

   我们还可以观察1992年的水平，在当时农民每劳作一天，产出大概是在5块钱左右，那么其每个月收入水平大概在100到125块钱。从整个1990年代来看，一个农民工在沿海地区打工，其收入明显高于这一水平。

（六）农产品涨幅和劳动密集度：低端劳动力工资快速上升在农产品价格横断面上的体现

   前面我们观察到了农产品价格的相对快速上升，我们认为，近几年中国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以及由此导致的低端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是其中主要的原因。

   如果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更为严格的检验是，我们将可以在不同劳动力密集度的农产品上看到不同的价格涨幅。

    我们观察不同种类农产品的散点图，其横轴是不同农作物由它们各自的生产技术所决定的劳动力占生产成本的比例，度量了不同作物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密集程度。越向右边，农作物的劳动力的密集程度就越大。例如，为了生产给定的产量，最右侧的谷子、花生和油菜籽对劳动力的消耗密度要比小麦和粳稻大得多。

   这个图的纵轴是2000年到2007年，不同种类农作物在7年时间里价格的累计涨幅。我们使用长时间序列的价格累积涨幅，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剔除农产品自身周期的短期波动影响。例如洪涝灾害、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国际粮食市场的波动等等，这些因素在短期之内对粮食价格形成过程都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如果我们用较长时间的累积涨幅，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消除掉。

   在这个散点图上我们能明显的看到一个向上倾斜的直线，即它们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简单的相关系数超过0.7，拟合优度等统计指标也在非常高的水平上[12]。

   这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经济上只有一种解读方式，就是：在过去这几年，导致农产品价格此起彼伏连续上升的关键因素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用其它一些因素，比如洪涝灾害，农产品周期，美元汇率等因素去解释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变化，在横断面数据上都不可能得到粮食价格涨幅与劳动力密集程度呈现如此强的相关关系。

   这样的结果说明：尽管短期灾害性因素在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年时间来看，对农产品价格可能有明显的影响，但在比较长的时间上来看，影响农产品价格的主导性因素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有批评者认为这一结果与农产品用途的变化有关系，例如花生更多用来榨油，以及消费结构变化带来了食用油消费的加速；或者国际粮食价格变化的影响，例如生物柴油、玉米乙醇等。

   对于第一项批评，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认为农产品市场是充分竞争和没有超额利润的，那么无论其用途如何变化，其长期价格都反映着成本的变化，从而可以清晰地识别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对于第二项批评，我们的看法是，在个别农产品领域，例如大豆，中国高度依赖国际供应，但在绝大多数农产品领域，迄今为止中国市场相对隔绝在国际市场的波动影响之外，这可能反映了农业领域自力更生战略的影响。

   此外，为了使得这一证据更加有力，作为对比，我们还利用同样的方法对1990年至2000年期间的数据进行了处理。如果说，在这十年中，劳动力成本并没有快速上升，那么按照前面的逻辑，我们将会看到的结果是，在农产品价格的横断面上，我们不可能看到价格涨幅与劳动密集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数据处理结果如下，容易看到，图8与图9形成鲜明的对比，清楚地表明在后一时期（2000年以来）劳动力成本出现了快速上升。

（七）城乡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差：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在消费结构层面的体现

   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从大体稳定转变为快速上升，这意味着其消费开支的增速也会经历同样显著的转折；作为对比，熟练劳动力消费开支的变化无疑更温和。据此我们能够得出什么推论呢？

   我们知道，中国的大城市有很多低端劳动力，但是从比例来看，三四线城市以及县城的低端劳动力的占比显然更高。如果经济确实已经走过刘易斯拐点，那么我们将有理由期望，低端劳动力更密集的县城和乡村消费增速的变动和提升将比城市更剧烈。经验数据很好地符合了我们的推论。

   我们观察中国县城与城市社会消费品增速的差。2007年以前，县城消费增速始终低于城市，然而自2005年开始，这一增速差出现收窄，并在2007年后县城消费增速开始超越城市。中国城乡消费增速差的变化模式是一样的，这清楚地显示2005年以后县城和乡村消费增速经历了更加显著的提升。

四、国际经验研究[13]

   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中，一般性的看法是，刘易斯理论能很好地解释东亚经济体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的现象。我们计算了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数据，以便了解在其走过刘易斯拐点时候的表现。

（一）日本案例

   绝大多数的学者和企业界都同意日本是在1960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拐点。在经济经过刘易斯拐点以后，价格层面上非常重要的现象是食品价格快速上升。但是工业品的价格并没有这么大的压力，我们应该看到CPI比PPI更高。

    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在60年代，日本一般消费物价的平均涨速在5-6%，但是生产资料的平均涨速只有1%多。通货膨胀裂口的幅度有四个百分点以上，并且持续的时间长达10年。在1960以前和1972年之后的数据之中我们都看不到这么明显的物价裂口。即使在部分其他时段存在，其原因也主要不是食品价格的快速上升，而是来源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裂口幅度也小得多。

   既然60年代日本的工业品价格稳定，到底是什么推高了整体的CPI？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CPI的细项。可以发现，农产品和服务业价格在1960年之后开始系统地超越整个CPI，成为推高CPI的主要原因。而在1960年工资水平大幅上涨之前，农产品和服务业价格涨速并不是太快。

    从CPI细项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端倪。我们选取了鲜菜和个人护理（主要是理发等服务价格）。因为这两个产品和服务都是非常劳动密集型的，且技术进步速度较慢，其价格更能反映劳动力成本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鲜菜的价格在1960年之后快速上涨，年均增速在10%以上，高于农产品的平均涨速。同时，日本的个人护理价格也以1960年为拐点，出现了平台式的大幅上扬，其价格的中轴水平要高于服务业的平均增速。

    总结起来，日本60年代工资水平出现快速上涨，虽然工业品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价格维持低位，但农产品和服务业的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从而推高了整体CPI，导致了CPI和PPI的明显裂口。

（二）台湾和韩国案例

   检查台湾和韩国的数据，也容易发现经过刘易斯拐点的时候，食品价格相对工业品的价格涨得更快，并且这一时间持续接近10年。

   韩国从1983年一直到1994年这十年时间里边，CPI和PPI的物价裂口一直存在。而在此前和此后这一缺口并不明显。

   台湾食品和批发物价之间的这一裂口也是发生在1985年前后一直到1994年前后，持续接近10年的时间。

五、总结

   本文首先回顾了刘易斯拐点的概念，然后从理论上寻找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的判别方法。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正如暗物质一样，直接处理这个问题非常困难，比如我们很难观察到劳动力供应曲线的变化；我们缺乏工资和就业宏观层面可靠的统计数据；总量层面的供需估计也需要太多的假设。但我们可以观察刘易斯拐点的“重力场效应”，即推断和观察其在农产品和低端服务业价格以及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等领域产生的显著和独特的影响，从而间接但相对可靠地进行识别。

   我们所推断和处理的独特证据包括：CPI食品与CPI以及二三产业GDP缩减指数之间的裂口、蔬菜价格中轴的抬升以及乡城蔬菜价格同比增速差、粮食价格与粮食种植物质费用之间的裂口、中药材中成药以及低端服务业价格的上涨、粮食种植机会成本的上升、不同劳动密集度农产品价格涨幅的差异、乡城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同比差等。

   从这些多角度证据的情况看，我们认为中国大约在2006-7年前后已经走过了刘易斯拐点，低端劳动力的短缺正在成为常态，这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都会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