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本约束

——产能周期理论概述之一

从一般的宏观经济分析来看，总供应能力主要由三种因素影响，分别是劳动力供应，资本存量，以及可得的技术。对于一定时期的经济波动来说，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而言，从供应角度来看问题，不同因素的重要性是很不相同的。

对于发达经济体的中长期增长而言，技术进步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劳动力供应的松紧在许多时候可能制约了其短期经济波动的空间和政策取向。

对于中国这类追赶型经济体而言，在中长期内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的快速形成和积累，技术进步可能也扮演了关键、但相对次要的影响；从许多实证研究结果看，劳动力供应的变动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很显著，这也许与测量技术有一定关系，但从我们对中国经济波动的观察来看，我们相信劳动力供应的制约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明显。

这意味着在分析中国经济中期波动时，我们必须重视资本形成过程的影响。由于大规模的投资活动从开始发生、到形成有经济意义的供应能力释放之间通常都具有一定期限的滞后，再考虑到信贷市场的摩擦，这一特征对理解中国经济的波动具有很重要的影响。相对而言，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资本存量的约束以及产能投放的影响似乎没有这么明显。

以下我们简要回顾和描述这方面的一些重要事实。

一、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在宏观经济分析中似乎缺乏确切的定义，在实际测量中它包括了所有用资本和人力因素无法解释的经济增长，这似乎不是一个严密的定义，但看起来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这一因素解释了其长期增长的绝大部分。在理解上我们一般认为技术进步不仅包括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的发明应用，还可以涵盖管理方式、营销手段、商业模式、甚至产权制度变革等因素的变化。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中，人们通常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

技术进步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来测量。这种测量方式通常需要对生产函数的形式进行较强的假定，不同的函数形式通常会造成测量结果的明显差异，从而引起解读的分歧。

对于中国TFP的测量而言，误差往往会更大，因为对中国没有官方的资本存量数据，折旧数据通常也被认为可靠性较差，导致研究者自行推算的资本存量数据差异极大；同时因为中国存在规模很大的外出务工人员，对劳动力的测量也存在很大的误差。对此我们通常认为TFP的水平值意义有限，更看重其增长趋势所反映的经济意义。

从长期历史数据来看，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大部分都是由TFP决定的。但TF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小很多。

二、资本存量

尽管经济领域的跨国比较一向牵涉到非常多的数据困难，但人们通常承认发达国家人均资本的占有数量显著的高于发展中国家。从我们梳理的相关文献计算可得，1990年时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约为509美元；同期日、英、美、德的人均资本存量分别为8.4万美元、4.1万美元，5.1万美元和4.1万美元左右。可见中国和发达经济体的人均资本存量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必须承认的是这种直接的数据比较精确度非常有限，只能起到直观上的参考作用。

关于中国和发达国家这种看法的一个有力证据是：流向发达经济体的非法移民，在劳动技能没有明显提高、语言能力处于劣势、以及雇佣存在法律风险的前提下，其收入往往会（相对在其母国时）出现显著的提高。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发达经济体中其人力资本可能出现下降（由于语言的限制以及法律上的风险），但其资本占有数量的上升弥补了这方面的不利影响，还进一步带来了收入的提高。

三、中国经济的资本约束

中国人均资本存量的短缺，使得中国的经济周期以投资和产能的剧烈波动为特征。在历史上，当中国经济的扩张周期运行到接近顶点时，资本存量的约束就会鲜明地表现出来。

例如，2003年中国经济处于扩张导致的严重过热阶段，此时煤电油运极度紧张，产能利用率达到顶峰，企业盈利能力处于峰值，不可贸易部门的价格压力非常强烈。

反观这时的劳动力市场，严重和普遍的供应约束似乎很不明显。1993年中国经济过热时的总量数据特征是非常相似的。

然而，扩张过程中的大量投资迟早会形成供应能力的释放，从而推动周期走向反面，并最终出面普遍的产能过剩局面，例如1998年前后、或者2009年前后的情形。

正如在通货膨胀专题中所讨论的那样，由于在生产资料和食品价格领域价格的粘性并不明显，以及中国经济体高度开放的基本事实，中国经济的扩张过程总是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同步抬升、以及由于进口快速扩大所带来的贸易盈余的显著下降；在经济总供应能力的释放过程中，许多过程会反向而动。

以下我们分别讨论需求扩张和供应释放的情形，并据此提出一些基本的预测；接下来我们将这些预测与经验事实进行比对，以验证理论的可靠性；最后我们将此总结在一个数学化的模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