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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红灯记》作者提个小小建议

 样板戏《红灯记》是一部以抗战为背景的现代戏。如果把极左年代所造成的缺陷剔除，可以说《红灯记》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爱国主义剧目。特别一家三代共赴刑场，十分感人，催人泪下。老夫把那个年代的缺陷指出来并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仅作为艺术上的探讨而已。

建议一：多增加“抗日”的台词。

《红灯记》说的是日本鬼子为了一份密电码，经叛徒泄密而抓捕李玉和并严刑拷打之，最终把李玉和及母亲杀害。全戏始终没有交代那密电码的具体内容，看日本人这么着急，当然是一份抗日的密电。但每次说到密电时，李玉和他们都高唱“革命”，这会让人误解这份密电码与抗日无关。李玉和在获得密电码时安慰交通员（送密电码者）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我觉得，这里应改为“为抗日同献出忠心赤胆”为好。

“革命”和“抗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革命是杀本国人，用我们无产阶级理论来说就是用暴力推翻统治阶级；抗日是杀日本入侵者。没有人会把抗日、抗德等反法西斯战争称为“革命”的。西安事变后，我党已通电全国承诺不再搞革命，至少暂时不搞革命。不打土豪分田地，枪口对外一致抗日。

李玉和的大多数“革命”唱段，都是在他被捕之后唱的。识破日寇的阴谋时他唱：“刀刃丛中摆酒宴我胸怀革命正气”；斥责汉奸叛徒时他唱道：“既为革命不怕死”；怒骂日寇队长鸠山时他手指鸠山高唱：“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闹革命”。不了解文革的年轻观众，会误解李玉和被日寇非法抓捕时还日夜想着推翻中国政府呢。当然我们老一辈人不会有这种误解。

在日本人的牢房里李玉和高唱：“看到革命的红旗高举起”并要“为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自己被日本人打得满身伤痕时却高唱：“革命者顶天立地勇往直前” 。现在的人不理解极左时代的思维，会误以为祖国被日寇蹂躏时李玉和们却老想着取中国人的命呢。

在李玉和被日本人抓走后，李奶奶便拉着李铁梅的手“讲革命”，讲了整整一个晚上。除了两句涉及日本人外，多数都在讲革中国人的命，什么“眼见得革命的重担就落在你肩上”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 “革命的火焰一定要大放光芒”。在儿子刚被日寇抓走就拼命地痛骂之前的吴佩孚和当时的中国政府，好像李玉和不是被日寇抓走而是被中国当局抓走似的。这是《红灯记》里最著名的一折，叫听奶奶讲革命。李铁梅也是这样应唱的：“听奶奶讲革命英勇壮……”。

不反对讲革命，也不反对向铁梅讲革命史。但不该在其父亲被日寇抓走的当晚不讲日寇的罪行而讲对内的仇恨。

在监狱里见到“遍体鳞伤”的李玉和时，李奶奶却“阶级仇、民族恨，涌上心间”。李玉和答：“革命道路再艰险前赴后继走向前”。要知道那遍体鳞伤都是日本人打的，怎么样都应该把民族恨放第一位吧？

我们都相信作者的一片爱国心，对日本鬼子是有深仇大恨的，之所以出现这些缺陷，很可能是一时的疏忽大意。所以改动就非常简单：只需把“革命”统统改为“抗日”即可。

建议二：对穷人的苦要多描写一些。

《红灯记》对穷人的“苦”的描写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从李玉和一家人的生活环境及谈话反映出来，一个是从路边小餐馆顾客的对话反映出来。在我看来，对李玉和及普通百姓的生活苦难描写得太少太少，有的地方简直起到了反效果的作用。

李玉和的家是一栋独立平房，进门就是厅，再往里就是房间。一般北方这样的房子都有二到三间房。戏里没有交代是几间，就当它只有一间吧，再后就是厨房厕所了。有一后院，后院应该蛮大，因为李铁梅说后院有一残洞可通隔壁田惠莲的家时，李奶奶竟不知道，可见这个院子不会很小。

戏里没有交代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若是按揭还欠银行多少钱？我建议用对唱形式说出欠银行太多钱，压力很大等等，或安排包租婆上门催要租金什么的，这样就看出他们的生活艰辛了。

一家三口，李玉和是唯一有固定职业的人。用现在的说法，他是个很普通的蓝领工人。但他一人打工养活一家三口，这在现在都不容易做到。平时李玉和穿的是白衬衣衬底加呢子夹克，外加呢子大衣（尽管有补丁，但料子不错）、他经常在路边小餐馆吃早餐（从他与餐馆老板及其他顾客打招呼的熟悉程度便知他是常客）、有病多是看洋大夫（从他和鸠山相熟可知。一般是病人记得医生，鲜有医生记得病人，除非此病人是老客户）、生活非常悠闲，有很多时间忙革命，“李玉和为革命东奔西忙”（李奶奶唱）。

如此会造成“旧社会日子还蛮好过的”这样一种错觉。我决没有怀疑作者的阶级立场，相信这很可能只是作者的笔误。我建议修改如下：

1、李玉和的外衣改为补了又补的麻袋粗布，比雷锋的袜子补得还多。这样新旧社会两重天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2、李玉和因送情报而平生首次进餐馆，老板和顾客都用奇异的眼光看他。这徒增了递送密电码的困难，更能展现英雄人物的智慧。

3、李玉和有病从不看洋大夫，只是十七年前和铁梅的亲生父母一道，为革命闹罢工遭镇压而满身是血被送到医院，才偶尔与鸠山相识。又因李玉和的英雄气概使得鸠山注意上他。这样修改一举两得，既为“赴宴”一场做了铺垫——鸠山一直记得他，也对应上李奶奶向铁梅讲解身世谈到她亲生父母在闹罢工时牺牲的往事。

4、因为在外“东奔西忙”，难免有时会影响扳道岔的工作，建议在戏的第二场安排李玉和被公司“下岗”了。生活顿时陷入困境。仅靠“买断工龄”一次性发的那点钱维持，铁梅不得不出门做“提篮小卖”补贴家用。这样编排的好处是：既能揭露资本家的无情，又能看到“下岗”不是今天特有，自“古”就有之。

我这里并不是要把这个旧社会和今天作什么对比，而是要刻画旧的、这个社会的万恶。

另外还有三个小问题，在此一并说出：

1、戏中在路边小餐馆顾客们埋怨吃的粥是用发霉的米煮的，还有沙子在里面。天天吃这种“配给的米”（顾客甲台词），大家都觉得“这日子还怎么过啊”（顾客乙台词），这样编排充分体现了解放前百姓疾苦，若再安排顾客丙插一句会更好：“这算什么，街尾那家餐馆还吃到有毒大米呢！”，这样会增添百姓对日寇的不满，抗日情绪高涨，于是李玉和顺势唱道：“有多少苦同胞怨声载道……”

2、李铁梅“提篮小卖”时。戏里说“因为宪兵队到处搜查搞得人心惶惶，谁还来买东西？”（铁梅台词），这样安排不错，毕竟铁蹄下买卖难做是事实。如果能加入一段宪兵队走了之后，由日寇扶持的城管队又来骚扰，就更能展示日占区的暗无天日了。

3、有人说《红灯记》的唱派不明朗，除了饰演鸠山的袁世海是典型的袁派外，正面人物不管男女都用高庆葵的高派唱法，认为男女皆唱男声（老生）不好。

我不这样认为，高派出过很多好戏，那出“鞭打督邮”说到董卓被黄巾军追杀，是刘备率关羽张飞赶到击退黄巾军，为最后平定叛军立下汗马功劳。事后董卓却把如此大功劳据为己有，只给刘备一个小官：在一小县城当督邮的手下，受尽欺辱。张飞不平，鞭打督邮，最后刘备愤而离职，和张飞关羽一道远走他乡。戏的末尾唱道：“贪天功贼董卓豺狼当道，损社稷狐朋党鸡犬升天。”

在汉献帝面前，董卓还吹嘘自己大战南阳关。其实他只是袭击了对方的一支小小的粮草队而已，而且还是打了就跑的那种。

高派的特点是声调很高，一开口便从低八度直接跳到高八度，又再翻至高高八度。有时甚至一两句、一件小事都用高调。调子到了这个高度，男声和女声其实都区别不大了。所以高派是男女皆宜的。何况， 把人物的唱腔形体分为男女生旦，这种严格的男女区别，是古装戏的习惯。我们《红灯记》是革命现代戏，正面人物之间都是革命的战友，都是同志关系，还分什么男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