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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供应扩张与资产价格重估-2005-2007年的案例

——资产重估理论概述之四

 

高善文[1]

2012年6月15日

 

内容提要

 

在产能周期之三中,我们通过分析一系列数据,提出2005-2007年期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是总供应的扩张。本文以这一结论为前提,以资产重估理论为基础,预测其在大类资产市场上的影响,并与经验证据进行比对,从而验证资产重估理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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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重估理论的预测和验证过程

 

在《产能释放与贸易盈余扩张——产能周期理论之三》中,我们指出在2005-2007年间,宏观经济的重要特征是总供应的释放和扩张。这一变化还形成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影响:一是企业投资意愿下降,二是通货膨胀受到抑制;三是货币政策的立场至少可以维持在中性的水平。这些变化构成了资产重估理论等式的外生变量。

我们将资产重估等式略作变形为式(*),等式左侧代表实体经济的变化,而右侧代表剩余资金可以配置的其它资产。

实体经济领域的变化意味着:等式左侧的 是上升的,我们认为消费 是由收入所决定的,收入上升将推动储蓄 的增加;同时实物资本投资意愿 是下降的;因此上式左侧的量合并起来是上升的。

由于通胀维持低位,货币政策立场至少是中性的,考虑到资产重估理论的假设,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 是不变的。

如果各类资产所隐含的未来现金流大体不变,给定前述变化,我们从资产重估等式可以立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股票、债券、房地产和另类资产在内的资产价格应该出现广泛和普遍的上涨,同时私人部门自愿的资本流出数量会明显增加。

需要指出的是,假设债券、房地产、境外资产和纪念币等另类资产所隐含的未来现金流大体不变,至少没有受到我们所讨论的实体经济领域变化的显著影响,这大体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对于股票市场而言,实体经济的变化显然影响着公司的未来收益和市场预期,因此这一假设过于牵强。对此我们的考虑和做法是,将股票市场的估值与盈利分离开来,认为上市公司盈利受到了实体经济周期变化和供求波动的显著影响,需要单独的预测和分析,但其剔除盈利以后的估值波动可以被前述过程来解释。

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即盈利预期本身以及市场的制度改进会影响市场的估值水平,例如持续和强劲的盈利增长会带来更高的估值,这一过程与我们前述讨论可以完全没有联系。

但我们同时想强调的是,这种预期改善所带来的估值提升作用不大可能在债券、房地产和资本流动等领域同时出现和发生。这为我们区分估值提升背后的力量提供了排他性的观察视角。

换句话说,如果资本市场估值水平的抬升,既可以解释为经济周期强劲上升形成的乐观盈利预期,也可以解释为总供应扩张所带来的流动性充裕,那么通过观察其他资产市场的变化,尽管我们无法排除周期因素的影响,但却可以确认和断定前述讨论的资产重估过程的影响。

从经验证据的角度看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单独的资产类别都要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之间并不完全重叠。如果影响不同类别资产价格的因素是彼此独立和随机的,那么我们应该预期大类资产价格的涨跌模式也是随机的;如果前述的资产重估过程发生并同时作用于所有资产类别,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大多数资产类别都会出现价格上涨,尽管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个别资产受到局部的更强烈的负面因素的抑制,出现下跌。

从统计的角度看问题,大多数资产类别出现上涨也可能是一种随机现象,但在这种情况下,其概率是可以大体推定的。这意味着通过观察经验数据,在原则上我们可以获得资产重估预测得以成立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下面我们来验证资产重估理论的预言。

 

二、2005-2007年的大类资产价格

 

2005-2007年,上证综指的整体市盈率从15倍上升到惊人的70倍。除了主板蓝筹估值上升以外,中小板的整体市盈率也经历了明显的上扬。国债市场上,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5.0%下降至最低的2.9%,在房地产市场上,2006年之后房屋价格加速上涨的局面相当清楚,在收藏品市场情况也是如此,例如这期间彩金币、邮票等另类资产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涨。

 

   三、20052007年期间的私人资本流动

   

中国的私人部门资本流入(定义为外汇储备增长与贸易盈余之间的差值)占GDP的比例在2004以后从占GDP大约9%的水平下降至4%左右的均值。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美元贬值、人民币持续升值和境内各类人民币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背景下,资本流出压力的显著上升是令人疑惑的。然而,正如前述讨论所显示的那样,在总供应扩张的背景下,资本流出增加是资产重估理论的一个自然推论。

 

    四、信贷利率与期限利差

   

    从实体经济微观个体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可以将其持有的对银行的贷款看作一种负的资产,这样在总供应扩张的背景下,这类资产持有意愿的上升实际上意味着贷款需求的下降。

正如图7所显示的那样,这可能部分地解释了2005-2007年期间在加息和信贷增速上升不大的情况下,信贷市场加权利率(以及其相对法定利率的差距)显著下降的事实。

    在广泛的利率下降的背景下,中央银行通过央票等政策对冲手段对短端利率进行了大力度的干预,其结果是短端债券供应的显著增加和利率的上升。广泛的利率下降与短端利率的上升相结合,形成了这一时期期限利差收窄和收益率曲线平坦化的事实。在国债和信用债市场上,这段时间都出现了显著的期限利差收窄。

 



[1] 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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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善文

高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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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曾任光大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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